陆丰开展土地革命

1927年11月13日，在陆丰召开的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没收土地案》，决定立即开展土地革命。

1927年11月，在彭湃的领导下，海陆丰人民建立起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采取没收一切土地、统一分配的办法，实现“耕者有其田”。广大翻身农民把标志地主土地所有权的地契付之一炬。到1928年1月14日止，仅海丰县即烧毁地主田契47118张，租簿58027本。

到1928年2月，海丰县没收和分配的土地占全县土地总数的80%，陆丰县占40%。海陆丰的土地革命开展得轰轰烈烈，但也存在着严重的“左”的错误。

黄麻起义

1927年11月13日，中共鄂东特委领导黄安、麻城两县人民，发动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在大别山地区率先举起武装斗争的红旗。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根据“八七会议”精神，中共湖北省委为加强对黄安、麻城地区农民武装斗争的领导，建立了鄂东特委。

中央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此前，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曾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同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的代表在寻邬进行会谈，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相互借道等五项协议。10月21日至25日，中央红军各部从江西信丰南北先后渡过桃江，突破由粤军防守的第一道封锁线。

11月5日至8日，红军分三路纵队，由湖南的汝城和广东的城口之间突破第二道封锁线。

11月13日至15日，中央红军从郴县、良田、宜章、乐昌之间突破了第三道封锁线。

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保证了突破三道封锁线的胜利。但此时，中央红军在博古、李德指挥下，主要采用红一、红九两个军团在左，红三、红八两个军团在右，军委两个纵队居中，红五军团在后的甬道式部署前进，携带大批物资等“坛坛罐罐”，行动十分迟缓。这种大搬家式的转移，使主力红军变成了中央机关的掩护队，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机动性和战斗力。

1935年11月13日

中共中央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

1935年11月13日，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

《宣言》指出：“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我们的出路，只有坚决的武装起来，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打倒卖国贼首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讨论红军行动方向和统一战线问题

1936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和统一战线问题。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红军的行动方向，原来是向宁夏，被蒋介石破坏了，现在要改变。我们新的方针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向东南，即向京汉路发展。但这在政治上不是抗日的方向，在军事上有很多限制，不甚有胜利的把握；好处是没有自然界很多阻碍，有游击队帮助，可以扩大陕甘宁苏区。另一个方向是向东，即是原来的过黄河。这在政治上是很好的，是抗日的，对扩大红军也有利，但也要估计会受到敌人的限制。这两个方向各有利害，一般地说是向东，向东南比较困难。阎锡山说日可抗，红军不可抗，向东有逼阎与我们讲和的可能。

报告在讲到统一战线问题时指出：我们总的方针就是要团结群众，用群众的力量，利用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等要求与红军联合的变化，逼蒋介石走到与我们联合。我们的原则是在抗日的目标下逼蒋抗日。现在与南京妥协的范围缩小到红军怎样处理的问题，他们要求我们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我们准备承认，这在政治上是有利的。

在作结论时指出：红军行动方向主要是向东，预计明春过黄河。四方面军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调回来是个问题。现在我们的行动，都是脚踏两边船，最好是，向西的还是向西，向东的还是向东。如果向西不能达到目的，当然可以转向东。同南京谈判改红军番号问题，我们没有争论，但群众方面要很好地解释。

毛泽东谈国家预算问题

1956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针对国家预算问题，发言指出：一九五六年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业有所增加，人民是高兴的。但是，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票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地反复地解释。一九五七年的年度计划，在某些方面必须作适当压缩，以便既能保证重点建设，又能照顾人民生活需要。他提出，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发动一个增产节约运动。在企业、事业和行政开支方面，必须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作风。在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必须节约原材料，适当降低成本和造价。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

批评“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种种极端做法

1966年11月13日和29日，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上，批评“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种种极端做法。他们说：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发展下去非常令人担心。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陈毅、叶剑英等人的讲话不久即被江青等人指责为“镇压群众”，加以批判。

1979年11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

1979年11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和邓小平于11月2日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会见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

1989年11月1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1989年度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

邓小平对日本客人说：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你们这个团是我见的最后一个正式的代表团。

他告诉日本客人：中国十年来制定的方针、政策不会变，发展战略没有变。治理、整顿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前一段我们经济建设搞得太快，有点后劲不足，但我们不后悔。我们毕竟是上了一个台阶，不是迈了一小步，而是一大步。我们的战略目标是分三步走。

中共中央治理整顿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1990年11月13日，新华社报道：自1989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一年来，治理整顿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制止了物价大幅度上涨，控制了通货膨胀。本年头十个月物价上涨幅度仅为4％左右，低于计划要求的目标。二是过高约工业发展速度，过大的建设规模和过热的消费都已降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