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1年10月13日，粤汉铁路武昌、长沙段工人在武汉党组织领导下，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举行罢工。

10月25日，上海英美烟厂工人9000多人，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反对厂方无故开除和欺压工人，举行罢工。11月，陇海铁路机务工人，为反对裁人减薪、虐待工人举行罢工，全路2000多工人群起响应。12月，汉口人力车工人也举行罢工。

毛泽东对忻口会战提出八项作战意见

1937年10月1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秦邦宪、叶剑英。

电报指出：太原即使失守，亦无关大局，因大同、太原线两侧均有我军向该线袭击，敌在我四面包围中，华北大局之枢纽，现乃在恒山山脉及正太路。该地区如失，则华北战局立即转为局部战，敌已达到控制全华北枢纽之目的，我们红军全处被动地位，河南亦立受威胁。为确保太行山脉、正太铁路于我手中，准备向大同、张家口、北平线作战略反攻，支持华北持久战，用以消耗敌人，保卫中原各省之目的，电报提出八项具体的作战意见。

中国少年儿童队成立

1949年10月13日，中国少年儿童队（中国少年先锋队前身）成立。1953年6月，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中国共产党创立和领导的少年儿童革命组织主要有北伐战争时期的劳动童子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儿童团、抗日战争时期的儿童团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儿童团等。

1950年，团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大会。建国初期的少先队，响应党的号召，在共青团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三大运动。在“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盗窃、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中，少先队员开展了“三要三不要”（要爱护公物，要爱惜时间，要艰苦朴素；不要损人利己，不要浪费，不要贪小便宜和拿别人东西）的活动。

1953年开始，少先队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好好学习”的教导，开展了生动活泼的学习活动。1953年11月，团中央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在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鼓舞下，少先队员们努力学习，渴望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1960年，团中央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少先队工作会议，会议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坚持少年儿童运动的共产主义方向》的报告。

1962年，团中央召开了第五次全国少先队工作会议，会议作了题为《为更好地培养共产主义新一代而奋斗》的报告。

“文化大革命”期间，少先队受到摧残。少先队组织的名字、标志被取消，代之以“批判走资派”为目标的“红小兵”组织。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后，1978年10月，团十大宣布了党中央关于我国少年儿童组织恢复中国少年先锋队名称的决定。中国少年先锋队重建。

团十大一中全会通过了新修改的少先队章程，确定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为队歌。干部队伍建设和理论建设并举，是团中央恢复与发展少先队工作的两大措施。

1979年10月，团中央举办第一届全国辅导员夏令营，同时成立了中国少先队工作学会。

1979年，团中央召开第六次全国少先队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了新时期少先队工作的总任务：坚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方针，贯彻“五爱”教育，把全体少年儿童组织起来，把少先队工作活跃起来，为把少年儿童培养成献身人民、热爱科学、具有民主精神和健壮体魄的新一代，为造就一支朝气蓬勃的四化建设预备队而奋斗。会议提出了少先队教育的系统化、制度化、阵地化的基本目标。

九十年代以来，少先队活动中关于培养少年儿童素质的内容逐渐增强，特别是1994年以来，为配合基础教育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战略转变，培养少年儿童健康向上的人格意识和初步的生存、发展技能，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发起了“中国少年雏鹰行动”（简称“雏鹰行动”）。

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为准备召开中共九大，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这次全会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总数为97人，除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去世10人外，到会者只有40人，不足半数。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的，达到总数的71%。开会时，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了10人为中央委员，才刚过半数。八届中央候补委员能出席会议的只有9人。而被扩大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人员达74人，占会议成员总数133人的57%还多。

毛泽东主持全会，并在开幕式上讲话。他在讲话中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认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会议一开始就分组围攻参加所谓“二月逆流”和“一贯右倾”的老同志。会议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批准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通过制造的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强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作出了完全错误的政治结论和“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认真复查，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的全部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完全是错误的，是“文化大革命”制造的一起最大冤案。

在全会闭幕式上，毛泽东发表讲话，提出九大应该有“二月逆流”的人参加，对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等。全会期间，毛泽东还制止了林彪、江青等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图谋。

全会通过《关于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和《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会议还通过了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中央委员的人员名单：黄永胜、许世友、陈锡联、张达志、韩先楚、潘复生、刘建勋、刘子厚、吴德、李大章。

全会对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攻击、批判，对“文化大革命”的高度赞扬，都是完全错误的。

《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

1984年10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要求积极支持有经营能力和有技术专长的农民进入集镇经营工商业，并放宽其落户政策，统计为非农业人口。

邓小平谈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指出，就我们国家来讲，首先是要摆脱贫穷。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我们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要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出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得对。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就是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我们的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用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这个目标。

他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要走自己的路，要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他指出：我们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比如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我们的优越性。我们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当然也要有监督，有制约。再如民主集中制也是我们的优越性。这种制度更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我们做某一项决定，可以立即实施。又如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所以，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开国上将吕正操去世

2009年10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吕正操逝世，是57位开国上将中最后一个离开人世的老将军。

吕正操1905年出生于辽宁海城，曾任东北军张学良的少校副官、秘书，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全面侵华，吕正操率部脱离国民党军，改称“人民自卫军”，在冀中平原铸造了平原抗战史上一段段辉煌的传奇。

解放战争时期，吕正操1945年10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1945年10月起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副总司令员、东北军政学校校长，12月起任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常委、西满(辽热)军区司令员。1946年1月至1947年12月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员。1948年1月至8月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1948年8月至1949年5月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曾任东北人民政府铁道部部长，东北铁路管理总局局长。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65年1月任铁道部副部长，1965年1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铁道部部长。其间，1954年11月起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部长。1955年9月27日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一度被关押入狱，1974年7月出狱，197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75年8月至1977年12月任铁道兵政治委员、铁道兵党委第二书记。1977年8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77年12月至1983年1月任铁道兵第一政治委员、铁道兵党委第一书记。1980年1月，铁道部党组发出《关于为吕正操同志平反的决定》正式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83年6月当选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一届、二届、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共十二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