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法体系中，保安处分制度稍显异类，它是一种以特殊预防为目的，以人身危险性为适用基础，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特定人所采用的特殊措施。这就意味着，保安处分的适用对象，不受刑事责任能力的限制，它可以立足于社会公共利益，为了预防犯罪而实施特殊干预。对于精神病患者，现行刑诉法已经规定有强制医疗制度，可谓保安处分制度应用的成功范例，然而对于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少年犯，我国现阶段法律体系却仍缺少严密规制。而辩证来看，伴随着社会发展，少年犯罪也呈现出了新的发展趋势。而近期发生的一系列少年犯罪导致的惨案，更将进一步完善保安处分制度的现实紧迫性，真切地摆在了法律的面前。

　　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立足于经济基础。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在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经济体制下，人们的生产、生活单元相对固定，类似于一种现代的熟人社会。由于平日处于频繁且稳定的互动之中，人们的行为受到许许多多的软约束，一旦触犯这些“潜规则”，则在法律惩罚之外，行为人往往还将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甚至其基本生活都会受到严重影响。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流通加速，大量固定单元日渐解体，于是，法律的约束力，相对而言越来越重要。一旦某类个体的损害行为游离于法律规制范围之外，则行为人很可能会无所顾忌。对于由此产生的少年犯罪，呼吁社会加强未成年人心理引导，尽早进行前期预防，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这一系列案件中所暴露出的种种迹象，也足以说明，法律措施的有效介入，同样刻不容缓。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现阶段，进一步完善保安处分制度，加强对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的规制力度，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刑法理论问题，而是直接关乎社会安定的“现实之维”。对此，建议可参照刑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对于未满十四周岁而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严重罪行的，单独设立矫正场所，对其实施行为改善，预防其危害社会。

　　首先，在刑法体系上，这能够保持制度逻辑上的统一性。保安处分制度立足于社会防卫说，被各国立法者广泛接受，并且不断完善，与假释、缓刑并称为20世纪刑法改革的三架马车之一。而这种社会防卫的理念，也早已融入现代刑法中，例如在定罪量刑中须注重一般预防，通过对行为人的刑罚，威慑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从而防止犯罪的发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刑罚实施中对社会利益的考量。此外，我国刑法体系中的强制戒毒、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等，也都是保安处分制度的具体应用，因此，构建专门性的少年犯保安处分制度，与现行法律体系完全可以流畅对接。不仅如此，由于刑罚是对犯罪已然状态的司法处置，可谓一种消极干预；而保安处分是对犯罪未然状态的超前防卫，可谓一种积极干预，两者联动，相互衔接，更能严密地保护社会公众利益。

　　其次，少年保护制度本就是保安处分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为成熟的实践模式。保安处分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古典刑事理论的突破，而其推动力之一就是伴随资本主义发展而生的严重社会问题，其中，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少年犯正是一个重要因素，因而对此也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少年保护制度。在西方法治发达国家，针对已犯少年和虞犯少年，主要利用感化教育，通过教育、改善、医疗、救助、监视、保护等手段施加影响，排除其反社会性格，使其不去犯罪或不再犯罪，以维护社会安宁。而对于危害性较小的少年犯，还可处以保护观察，通过专门机构、社会团体等对受处分者进行教育和训练，改善其生活环境，调整家庭关系，排除自新障碍，促使其尽快社会化。而在经过上述监禁性处分后，当少年犯获得行为改善，处分解除后，还可继续实施更生保护，为其提供适当的医疗、住宿、职业和教养，帮助其回归社会。对于这套制度体系，我们可以在扬弃之后予以适当吸纳，从而进一步加快完善我国少年犯保安处分制度。

　　再次，在社会效果方面，这有利于维护公众生活的安定性。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很多未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无论在身体成长、思维能力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发育水平，其行动能力在某些方面甚至并不逊色于成人，但由于处在性格养成的转型期，其情绪活动相对而言较易呈现出不规律性，如果完全游离于法律规范之外，则势必将给社会公众造成一定的不安全感。在信息传播已经如此发达的现代社会，如果想依靠向危险性格者隐瞒法律规定来进行防范，那无异于自欺欺人。相反，保安处分的重要制度目的恰恰是针对行为人的危险性，通过多种措施并用来进行社会防卫，以维护公共秩序与公众利益，可谓正中要害。

　　最后，就根本而言，这也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发展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认为，未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由于处在性格养成的转型期，模仿能力与好奇心较强，而对于是非的分辨能力则可能相对较弱，具有相当的易受暗示性，需要家庭、社会力量等施以适当的外塑影响。在这当中，法律自然也应发挥其作为社会规范的引导作用，促使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以及行为规范。而保安处分制度，一方面能够针对展现出危险性格的少年犯，通过前述的一整套改善手段，矫正其不良倾向，促使其回归正常生活，另一方面，通过这一制度的实施，也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起到类似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发挥更广泛的社会作用。

（作者单位：重庆市云阳县人民法院）